• 黄云艳: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惩戒制度的法治思考

  • 发布日期:2021-11-30 18:28   来源:未知   阅读:

  教育惩戒是教育教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随着大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教育环境的变化,教育惩戒一度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过度惩戒固不可取,全盘抛弃教育惩戒也并非合理之举。不当的教育惩戒对被教育者心理、身体、思想的影响也是引发校园民事侵权、行政处罚、刑事责任诱因,因此,依法治校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教育惩戒、了解教育惩戒的必要性、构建科学合法的教育惩戒体系,是当下教育工作者和法律工作者的应有之举。

  教育惩戒在我国立法中较有渊源,虽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法律中并未明确出现“教育惩戒“的字眼,但教育惩戒的内涵和要素业已有所体现。如《教育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有对受教育者实施处分的权利;《义务教育法》规定,对违反学校管理制度的学生,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育;《教师法》规定,教师有评定学生品行的评价权,并提出教师应当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2020年12月23日,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规则》第二条规定:“本规则所称教育惩戒,是指学校、教师基于教育目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使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这是我国立法首次对教育惩戒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对该问题的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

  我国学界的教育人士和法律认识对该问题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任海涛副教授在整理总结32种文献后,归纳出了教育惩戒的“八大要素”。任海涛副教授认为,教育惩戒具有以下”八大要素“:第一,教育惩戒的核心内涵是对学生偏差行为进行的一种否定性评价;第二,教育惩戒的目标是通过强制力和教育手段促进学生合范行为的产生;第三,教育惩戒的实施主体是学校和教师;第四,教育惩戒的手段是物理上或心理上的强制力;第五,教育惩戒的后果是使被惩戒者精神、身体、其他利益受损,或者剥夺其应享有的某种权利;第六,教育惩戒的性质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第七,教育惩戒的分类应当包含纪律性惩戒和学业性惩戒;第八,教育惩戒的合法性表现在教育惩戒与“体罚”具有显著区别。笔者认为,这“八大要素”基本涵盖了教育惩戒的内涵和应有之义,实现了法律视角和教育视角在该问题上的结合。

  首先,二者目的不同。从实施的目的来看,体罚和变相体罚是通过对犯错的学生进行身体伤害和精神折磨,达到使其改正的目的,实质是一种侵权行为。教育惩戒强调的是通过对学生否定性制裁的教育效果,达成戒除失范的目的,其目的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其次,外在表现不同。体罚的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罚站、罚跪、打手心、拧耳朵、辱骂羞辱等,其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和违法性。教育惩戒则表现为批评、教育、书面检讨、留置等,其形式符合合法性的要求。最后,二者的适用情形不同。教育惩戒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必要手段,我国立法也不排斥教育惩戒的适用。而体罚则因其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被绝对禁止,我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

  第一,惩罚的对象不同。教育惩罚对象是学生,而社会惩罚的对象则是成年人。第二,惩罚手段的强度不同。一般来说,社会惩罚尤其是刑罚所要惩治的错误一般都是比较严重的犯罪行为,因此需要强制手段保证惩罚的实施。而学生的错误一般较轻,错误的性质也不是很恶劣,因此惩罚的强度也应该比社会惩罚尤其是刑法的惩罚的强度要小得多。第三,惩罚的方式和程序不同。社会惩罚的方式和方法一般都有严格的程序,而教育惩罚方式则是灵活多样的。第四,实施惩罚的目的不同。教育惩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其教育性,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以关爱、引导、教育学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近年来随着媒体报道的增加,“教育惩罚“很多时候被大众误解为体罚或变相体罚,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上文已经提及,在此不做赘述。而造成大众误解的除了媒体舆论的责任之外,我国之前的教育惩戒制度本身,也有着不尽完善的地方。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相关立法不完善,教育惩戒“无法可依”。随着国家走向法治化,各项工作都纳入了依法治国的法治轨道上,学校教育管理活动也不能偏离,2014年10月23日,党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完善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全社会树立法制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程”等。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则进一步指出“大力推进教育部门依法行政和学校依法治校的意识与能力建设,要转变观念,切实增强法治意识。教育部门要积极推进各级各类学校依法治校。”这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然而我国目前除《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外,在现有法律法规中,与教育惩戒直接相关的只有禁止体罚的条文,其他与教育惩戒相关的法律规定隐含在学校、教师对学生的管理指导权和管理处分权中,导致教育惩戒有较大的抽象性、主观性和随意性,缺乏操作性和震慑力,使得教育惩戒在实际实施中仍然面临着很尴尬的境遇。200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防治中小学欺凌和暴力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依法依规采取适当的矫治措施予以惩罚实施欺凌和暴力的中小学生。但该意见对教育惩戒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并没有说到底应该如何惩戒,不能转化成教师有力的实践指导工具。《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发布有力地改善了这一情况,但该文件毕竟只是试行文件,未来针对教育惩戒问题,我国立法还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第二,教育惩戒界限不明,过度惩戒情况时有发生。从词义上看,“惩戒”是“通过惩罚使人警戒”。“惩”是手段,“戒”是目的。学校在惩戒学生时,应该使惩戒手段与学生的违纪情节相适应,如果使用较轻的惩戒措施就能达到教育目的时,学校就不应该使用更重的惩戒手段。换言之,学校教育惩戒除了应遵守合法性之原则,还应当遵循合理性之原则。学校对学生实施的教育惩戒应当适合教育目的之要求,不能超出必要性的限度,否则就构成惩戒权的滥用,从而转化为侵权。这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教师运用体罚、变相体罚、辱骂等不当方式对待学生;二是教师的惩戒过当,即教师的惩戒幅度与学生的过错不匹配,往往体现为学生轻微的过错招致教师严重的处罚。比如有的教师因为学生迟到就将其拒之门外,不让学生上课;有的学生上课睡觉,教师就勒令学生离开教室。这就是典型的不当惩戒行为,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第三,救济路径不足,学生申诉无门。教育惩戒制度的不足还体现在其后续救济途径的匮乏上,如前所述,过度惩戒的情况时有发生,反而学生面对这些情形时却难以得到足够的救济。目前我国解决教育纠纷的主要路径还是诉讼途径,可是“法律诉讼”对于未成年学生而言似乎太过遥远,由一群未成年学生对教师提起诉讼似乎在客观上不具备现实可期待性。事实上在传统校园教学关系中,校方领导,老师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当侵害来自于校方和老师时,学生就丧失了“向上寻求救济”路径,如果没有家长介入,那么单凭学生自身几乎是无法维护自己权益的。学生权利受到侵害后救济途径不明,进而选择默默忍受,这不仅助长了教育惩戒的滥用,也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而如果学生选择报复老师,那么师生矛盾尖锐,冲突升级,就会发生侮辱、打骂、甚至残酷的弑师惨剧。因此事后救济的缺失也是导致我国教育惩戒制度备受争议的原因之一。

  尽管这两年教育惩戒备受争议,不被大众所信任。但客观来说,教育惩戒仍是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从教育的全局出发,教育惩戒在以下几个方面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教育的辩证统一性要求教育惩戒的回归。赏识与惩戒是教育的两大手段,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对于赏识和惩戒,我们应保持中庸的态度,不偏不倚。离开赏识的惩戒教育和离开惩戒的赏识教育都不是完整的教育,赏识教育与惩戒教育应该结合进行。只进行赏识教育对于学生的错误行为是纵容,使得学生不能接受任何批评的声音,承受挫折的能力太差。一旦受到意外的打击,自信心、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很难自我恢复。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帮助学生改正不良行为,增强学生的受挫能力,磨练学生的意志都离不开惩戒教育。

  第二,教育惩戒的回归是对教育观念的拨乱反正。近两年在快乐教育与幸福教育理念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教育惩戒被污名化,再加上媒体舆论的负面效应,家长教师之间互不信任。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变成以鼓励、表扬为主,教师少许的批评常被夸大成体罚或虐待孩子,致使教师对学生的错误行为“不敢管、不愿管”,采取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变成“佛系教学,佛系教师”。事实上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教育惩戒的传统,而且甚为严格。东汉王充在《论衡·自纪篇》写到“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明代黄佐在《泰泉乡礼·乡校》中规定“如若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前,仍罚其父兄。”在现代教育的视角下这些体罚行为固不可取,但如果因此就将教育惩戒全盘否认,那也无异于因噎废食,削足适履。体罚不可取,但惩戒也不可失。适当运用教育惩戒,既是对错误教育观念的修正,又可维护学校教育秩序,还可帮助学生树立规则与规范意识。

  第三,教育的职能要求教育惩戒的回归。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教师拥有丰富的知识经验,有责任把人类以往丰富的知识经验传递给儿童,以帮助其掌握现有的知识。同时,教师还需要对学生的身心施加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使其行为举止符合社会的行为准则,从而逐步实现社会化。此外,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我们需要全球化时代的国民教育来保存民族性、提高国家认同感,这是教育的社会职能。《教师法》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着教育育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一定制度的维护,而大多数学生身心正处于不完善的阶段,容易作出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这就需要教师实施适当的惩戒,借助于合理合法的惩戒方式对学生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约束,从而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此外,教育惩戒也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保护。在学生违反规定作出错误行为时,教师行使惩戒权,纠正其错误行为并进行合理合法的教育,帮助其改正错误,是教师对学生的保护和尊重。如果教师在学生犯错误时不管不问,学生因此堕落下去,这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侵害,同时损害了其他没有违规的学生的教育权。

  教育惩戒如不依法实施则有可能产生法律纠纷,实施主体需要承担法律责任。教育惩戒的实施主体包括学校和教师,而教育惩戒的可能触及的法律责任又可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三方面进行分析:

  民事侵权是违法教育惩戒中最常见的现象,教育惩戒一旦把握不住尺度就极易转化为民事侵权。典型的侵权行为包括因体罚侵害学生人身权、因暴力夺取、摔坏学生手机等设备侵害学生财产权、因辱骂侮辱学生侵害学生人格权、擅自公布公开学生信息侵害学生隐私权等。《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十二条规定了八类教育惩戒的禁止情形。分别是:(一)以击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二)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反复抄写,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者姿势,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心理的变相体罚;(三)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四)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五)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六)因个人情绪、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七)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八)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

  除了上述八类情形,对于《规则》中没有规定的情况,判断其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关键点在于两要素:第一,是否侵害了学生权利;第二,是否出于正当的教育目的。对于第一点,学生的权利包括人格权,财产权和法律赋予的其他权利(主要指受教育权)。其中人格权又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具体内容在《民法典》中均有所规定,在此不作赘述。当教师的惩戒行为侵害了学生的上述权利时,便有可能构成民事侵权从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对于第二点,教育惩戒必须是出于教育的目的,如果惩戒行为是出于教师私自泄愤或其他原因,即使其行为本身合法,其结果也不合理。反之,对于较轻的惩戒行为,如果确实是出于教育的目的,即使其行为有侵权的要素,也不认定为民事侵权。例如,学生上课玩手机,教师没收其手机并承诺下课后或见家长后归还。此种情形下,教师没收学生手机的行为可能构成对学生财产权的侵害。但如果教师确实履行了其承诺在事后归还,那么此种行为是教师出于正常教育教学而进行的必要惩戒措施,并没有造成学生权益的实质性损害,不宜认定为民事侵权。总而言之,对于教育惩戒是否构成民事侵权的判断要综合“侵权”和“教育”两要素,只有出于非教育目的且实质侵害了学生权利时,教育惩戒才会构成民事侵权。

  教师在进行教育惩戒时,只有违反《刑法》之规定构成犯罪的,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但对教师的刑事责任减免的情形,需要进一步考量。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对学生较为严重的惩戒行为往往出于教育目的,典型的情形就是教师为了防止学生贪玩,一气之下将学生的手机摔碎,按照现行的“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立案标准,被毁坏的财物超过5000元,即成立本罪。教师主观上的教育目的属于动机,不妨碍对其故意毁坏财物主观目的的认定,教师理应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教师能够积极悔罪,承担赔偿,并获得家长和学生的谅解,笔者认为,此种情形便不具有较强的社会危害性。在司法实践中,此种情形下的教师也具有不被逮捕、起诉和审判的合理合法性——“对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要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精神,着重从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角度正确处理。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性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确需提起公诉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意见。”当然,也要严防此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向严重刑事案件逃逸,防止严重人身、财产伤害案件无法得到救济,防止“花钱赎罪”的情形发生。

  一般情形下,学校及学校相关管理人员,在没有对相对人造成权益侵害时,并不会因作出失当的惩戒、处分行为,而被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具有故意和重大过失除外)。但按照法律规定,学校会因教师的侵权行为而负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发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负有责任且情节严重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对学校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这里的伤害事故,原因包括教师的体罚和变相体罚。同时,教师侵权情节严重的,学校可能会因教师不当惩戒行为而承担责令限期整顿、停止招生等行政处罚。

  而教师就侵权性教育惩戒行为承担行政责任的情形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教育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处分,第二种是因惩戒行为构成了对《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违反而承担的行政处罚。我国多部法律法规规定了对教师的行政处分,其中,《教师法》第三十七条规定:教师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处分的形式一般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六种。除教育系统内部的行政处分外,还有一类是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教师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但不构成犯罪标准的违法行为进行的行政处罚。可以看出,我国目前规定教师因惩戒行为所要承担的行政处分,仅限于其对于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时,而对于教师是否“应该”实施一般惩戒行为,以及如何实施,并没有配备相应的行政责任,应当说目前这方面的规定尚不明晰。

  笔者认为,判断教师是否应当因惩戒行为而遭受行政处罚的标准在于是否严格遵照程序实施惩戒行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严格规定了教育惩戒的实施范围和程序,《规则》强调,学校制定校规校纪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征求教职工、学生和学生家长意见,有条件的可以组织听证。校规校纪应当提交家长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并应当报主管教育部门备案。学校应当利用入学教育、班会等多种方式向学生和家长宣传讲解校规校纪。《规则》同时规定,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校规校纪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惩戒的实施。所谓“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教师在实施惩戒的过程中要严格遵守校规校纪和相关规则里对于惩戒实施的规定,不得擅自实施、盲目实施、交他人代为实施教育惩戒。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对于教师的行政管理也必须遵守法律程序,要保障教师行政申诉和行政复议的权利,不得因追求“息事宁人”而违背程序作出处罚决定。总而言之,教育惩戒的实施必须坚持程序正义的原则,违背程序作出惩戒或处罚的主体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从排斥到再次呼吁,教育惩戒经历了从被剥离到回归的历程。但是,回归后的教育惩戒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惩戒。如何构建一套合法合规的教育惩戒制度,是当下教育界和法律界所需要共同努力的工作。

  制度的构建首先要确定基本原则作为指导。结合教育的目的和功能,笔者认为构建教育惩戒制度首先需要确立以下几个原则:

  1.合法性原则。合法原则是教育惩戒制度的首要原则,教育惩戒的一切形式,程序,包括后续救济手段都应当合法,具体而言又包括实体合法和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是指各地方政府,各学校在制定教育惩戒相关的政策和校规时,其内容不得违背现有法律法规,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程序合法则是指实施惩戒需要依据正当程序,采取适当的措施,严禁借“惩戒”之名,行“体罚”之实。惩戒的实施必须严格遵照法律的程序规定,避免违法情形的发生。

  2.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又称合理性原则,是来自于行政法领域的体验则,原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有适当的比例。这一原则运用到教育领域即是指学校,教师对学生的惩戒方式及程度,应当根据学生所犯错误的性质与程度来定,需注意惩戒事由与惩戒措施相均衡,保持惩戒措施的适度,避免过度惩戒转化为法律上的侵权。

  3.目的正当原则。“惩”是为了“戒”,惩罚是一种手段,重在教育,以育人为目的。不能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不能是为了发泄怒气而惩罚。教育惩戒是为了帮助学生改正错误,有过错才能惩戒。教师惩戒学生的出发点是为了纠正学生的失范行为,从而更好的教育学生,教育惩戒和学生权利两者指向的利益目标是一致的。所以教师需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管理学生时充分尊重学生的基本权利,营造出宽松和谐,相互信任的教育氛围。

  4.人格尊重原则。《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特别强调我国公民的人格与尊严要得到保护,以免受到他人的侵犯,同时严令禁止发生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的行为,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不被允许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条第一款也规定“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要以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为惩戒准则,把握好“度”,尊重学生的人格尊严,不得借机侮辱学生,致使学生精神上受到伤害。实施惩戒应尊重学生人格尊严。这是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前提与保证,也是避免侵犯学生权益的一道重要防线。作为教师,应依法行使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不得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自觉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维护学生、教师合法权益的行政救济制度,它是指学生、教师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向主管的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申诉理由,请求重新处理的权利救济制度。在教育惩戒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冲突或异议,构建申诉机制可以维护学生和教师合法权益。申诉机制构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依法建立校内申诉机构或组织,学校上级管理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受理申诉的主体机构要坚持中立与独立的原则,才可以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而不受制于各职能部门的压力。其次,充分考虑教师主体与学生群体的合法权益。既要维护教育惩戒的行使权,又要维护学生的利益。要充分调查引起冲突的处境与困惑,制定解决问题的最优手段,要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单方面地做出决定。最后,明确申诉范围和申诉程序,并建立听证与回避等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审核与监督机制。规范教师的管理行为,在学校内部形成监控与纠错机制,避免教师与学生、家长的矛盾激化,充分维护学生与教师合法权益,使得惩戒权真正得到实施。

  制度的实施最终在于人,再完美的制度如果不能被很好地执行也只是空中阁楼。教师作为教育惩戒的实施者,其在教育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只有提高教师的素养,才能保证教育惩戒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对教师素养的提高尤其应当注重教师法律素养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即是把握教育惩戒的“度”。如今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且法律中对禁止体罚、变相体罚有着明确的规定,惩戒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教师应仔细学习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弄清楚哪些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哪些是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增强自己的法律素养,不仅能保证教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不作出违法行为,侵犯学生的合法权益,而且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能够运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教育惩戒合法性的关键即在于把我惩戒的尺度。对于教育惩戒的尺度不可一概而论,未来教育惩戒制度的构建应当突破“能”“不能”的两极思维,构建能针对多种情况的、多层级、多层次、科学的惩戒体系。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阶层:

  第一,一般惩戒措施。其针对的是课堂内或其他教学场所中,学生做出的一般违纪行为,其情节较轻,教师可当场进行教育惩戒,此种惩戒属传统惩戒方式上的“事实性惩戒”,正常使用下,不会对学生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造成影响。《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八条规定的一般惩戒措施包括:(一)点名批评;(二)责令赔礼道歉、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四)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五)课后教导;(六)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此外,《规则》还规定教师对学生实施一般惩戒措施后,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教师在施以一般惩戒措施时,原则上应当按照校规及相关法律规定的惩戒种类进行适用,但也可以依照教育学基本原理和学生的具体情况,施以必要限度内的、不超过以上惩戒措施强度的“定制”惩戒措施,典型的如要求迟到的学生承担额外的值日任务,有些年轻教师还会视情况要求才艺表演,这些同样是教师与学生教育生活中多彩的一部分,也是教师业务水平和教育理念的体现,没有必要对事实惩戒方式进行封闭式列举,但应当注意与体罚的界限,严格依照教育惩戒原则行使。

  第二,较重惩戒措施。其针对的是具有较重违纪行为,对学校的正常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具有一般情节的欺凌、殴打他人等行为的学生。较重惩戒措施与一般惩戒措施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惩戒决定作出的主体不同,前者仅由教师在班级内部作出,较重惩戒行为,应当由学校相关人员或机构代表学校,在学校范围内作出。一则是提高惩戒等级,达到对学生警告、提醒之目的;再则就是对惩戒措施进行严格把控,防止体罚及相关侵权事件的发生。《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九条规定的较重惩戒措施包括:(一)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二)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三)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行为规则教育;(四)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出集体活动;(五)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明确规定较重惩戒措施只能由学校作出,且在作出后应当及时告知家长。从法律的角度即意味着学校作出较重惩戒措施时,负有对家长的通知告知义务。

  第三,严重教育惩戒措施。一般认为,严重教育惩戒措施应当针对:具有严重违规违纪行为,屡教不改的;严重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有欺凌同学、辱骂殴打教师,情节恶劣的学生。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第九条规定的严重惩戒措施包括:(一)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育、管教;(二)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行为干预。除此之外,《规则》还规定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学校可以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对高中阶段学生,还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配合家长、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严重教育惩戒措施是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作出的定格处罚,必须严格遵照程序谨慎实施。

  教育惩戒的顺利实施需要学校制定详细的规则,然而现实学校里却鲜有对教育惩戒的具体规则。规则不清则结果不明,这就导致教师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不敢擅自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这也是我国目前教育惩戒缺失的现实原因之一。打破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学校要制定一套可行的教育惩戒实施手册,并在校内加强手册的宣传科普。从内容上说,教育惩戒实施手册大体应当包括以下几部分内容:首先,制定的规则要合法、合乎社会情况。应当明确对学生的违规行为进行惩罚是法律赋予教育者的权力。但是教育惩罚必须是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而不是限制或者侵犯学生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应该将学生视为权利主体和参与主体,发扬民主精神,鼓励与支持学生的参与学校规则的制定,尊重学生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其次、惩罚规则的内容应具体明确。在惩戒手册中应明确惩戒的范围、惩戒的形式、惩戒实施的程序、惩戒的实施主体、惩戒的力度等等。规定用语应清晰明确,避免含糊不清的文字或类似“其他”的空白规定。最后,教育惩戒手册的制定必须结合实际。我国各地区,各学校的情况千差万别,教育惩戒规则的制定也不能一概而论。学校在制定教育惩戒手册时要在合法性的前提下,结合本校实际,灵活制定适合本校学生的惩戒规则,避免对其他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示范学校”惩戒规则的完全复制。

  从实证角度看,我国目前已有一些学校制定了相应的惩戒规则,如《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不仅规定了惩戒行为大类,还分别就各类行为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充分列举,仅扰乱正常校园秩序、社会公共秩序就罗列了10条,值得参酌借鉴。再比如北京市某中学制定的《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对教育惩戒的适用范围,实施形式和实施流程都做了具体规定。细化教育惩戒规则,编制与学校实际情况相匹配的教育惩戒实施手册是未来学校教育发展的趋势所在。

  教育惩戒目前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议题,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以及社会共同努力,多管齐下维护和落实教育惩戒的实施,更要不断健全家校沟通渠道与教师共融的途径。所谓“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在提倡法治的今天,我们更不能忽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校内德育主任要充分发挥其作用。德育主任的主要职责是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负责全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和德育活动组织工作。在教育惩戒的问题上,德育主任要尽到以下两点职责:一是在日常教学中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教育惩戒。当前,我国中小学课程中已经设立了《道德与法律》的课程。德育主任应当依据课本并结合实际,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法律观。既要弘扬“尊师重道”的传统价值观,也要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观。打破学生“惩戒就是打板子““惩戒就是侵害个人权益”的错误观念,帮助学生客观正确地认识教育惩戒。只有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意识,才能使教育惩戒能够顺利推行,避免“校闹”的发生。二是与家长委员会,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积极沟通交流,共同处理校园纠纷。从德育主任,兼职法治副校长和家教委员会三方的关系看,德育主任和校内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握有对校内规则的解释权。在发生教育惩戒纠纷时,德育主任有责任代表学校向家长委员会,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针对校内规则作出解释。因此德育主任对内要负责学生的道德法治教育,对外要积极与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和家教委员会沟通,共同促进教育惩戒的实施和完善。

  教育惩戒的法治化需要多方努力,学校与家长之间应实现紧密的校家合作。正如教育部在关于《规则》答记者问中所提到的:“教育是学校和家庭的共同职责,家长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是学校、教师正常实施教育管理的重要方面。”家长在教育惩戒问题上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家长委员会上。家长委员会是由家长代表成立的组织,是家长与学校沟通的桥梁,在学校、家长、校外法治专家三方关系中扮演着协调者和斡旋者的角色。从指责上看,家长委员会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监督指导下依法开展工作,包括协助学校办好家长-学校的联系活动;组织开展家长培训教育;按照规定列席参与学校对学生纪律处分的听证、学生校内申诉事项的处理发表意见和建议;对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理过程进行监督等。家长委员会是家长意志的体现,在发生教育纠纷时,家长委员会要积极协调学校与家长之间的关系,代表家长提出诉求,促进双方之间的意思沟通;同时要积极听取校外法律人士的建议,引导家长通过合理的方式途径解决纠纷,对家长的无理要求及时提出指正,杜绝家长的“校闹”行为。

  教育惩戒的正确推行必然离不开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在这一点上需要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发挥主要作用。从人员组成上看,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大多由当地检察院、法院、派出所、律所的人员担任。从构成上不难看出,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多由法律专业人士担任,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而在处理教育惩戒纠纷的问题上,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是建言者,是教育惩戒的法治护航者,其作用体现在两点:一是在教育惩戒的制度设计上,提出专业建议。学校在制定校规班规和惩戒规则时,必须要有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的参与。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建言,保证校内惩戒规则的合法合理性,避免出现违背上位法的条文规定。二是在教育惩戒地执行过程中,提供法律上的帮助救济。当发生教育惩戒纠纷时,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应及时与家长委员会和校内德育主任沟通,参与调解,告知当事人纠纷的法律性质和法律后果。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在参与过程中要做到公正中立,不偏不倚,客观理性地为纠纷解决提供法律上的支撑,为教育惩戒的正确施行保驾护航。

  《论语·子路》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学校的教育过程不能只有鼓励和正向引导,惩罚和必要的否定也不可或缺。过去,由于教育惩戒的滥用和媒体舆论的宣传误导,教育惩戒一度被“妖魔化”,最终导致教师不敢管、不想管、不能管。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无疑是对这一现象的拨乱反正。《规则》既明确了教育惩戒的概念,也规定了教育惩戒的范围、形式、程度和后续救济,使教育惩戒具备了法律上的依托从而变得“名正言顺”。但是《规则》的出台只是开始,如何在实践中落实教育惩戒制度则是一个更大的课题。从现实的角度看,教育惩戒极易越过红线变成体罚,把握教育惩戒合法性,教育性的原则是实施教育惩戒的首要前提;针对教育惩戒可能引发的纠纷,要设置申诉渠道,完善后续救济;同时要提升教师素养,避免教育惩戒成为教师发泄情绪的手段;在制度设计层面,要构建多层级的教育惩戒体制,编制教育惩戒手册,使教育惩戒具体可操作;最后,要充分发挥校内德育主任、校外兼职法治副校长和家教委员会的三方联动,为教育惩戒的实施提供立体的保障。笔者相信,随着对《规则》的不断实践和完善,教育惩戒一定可以在未来回归其应有之义。

  3.刘冬梅,程丽.论教育惩戒的法律边界[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1(01):84-92.

  4.陈彬,陈磊,高雪春.教育惩戒的法律效力、现实意义及其实现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2020(04):103-109.